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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上小学

文章来源:乐亭文化研究会会刊《读乐亭》65期 作者:魏中和 发布时间:2020年04月21日 点击数:100 次 字体:

    我7岁时,父亲在外地工作,因为有事总想和他说,但不会写信,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刺激。母亲说等我上了学,学会写字了,再给父亲写信。整整一年里,好像无时无刻不把不学的事挂在心上,也总缠着母亲要上学。母亲只好对我说,我的岁数太小,还不到上学的年龄,人家是不会收的。那时的小学还都是春季始业。第二年(1950年)正月,我虚岁8岁了,终于可以上学了。

  上学那天,母亲就领着我去学校报名。我们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老师给我起个“大名”。那时候,农村人识字的不多,可家里孩子都多,也就起不出什么文雅的名字。再说,农村还相当封闭,人们社会活动也十分有限,所以孩子们有个名字,能分开谁是谁不至于混了就可以了,无需什么文雅的名字。随着年岁的增长,孩子们成人之后,毕竟还是要接触社会,因而还得起一个“拿得出”的名字。这样,小时候起的名字就叫“小名”,长大后起的名字就叫“大名”。我很小的时候,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叫“而成”。父亲说,祖母31岁生的他,母亲又31岁生的我,而有一部古书上有一句话,叫“三一而成”,所以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。而在母亲看来,那只是个小名,如今上学了还得起个大名呀!

  老师们对给我起个名这事竟格外重视,多少位老师围在一张大办公桌上你一言我一语,由其中一人在一张纸上作记录。我想,这大概因为我是“书香门第”的孩子吧。他们先了解到大伯父屋里两个孩子已经起了大名,哥哥叫雨堃,妹妹叫雨莲,都是他们的祖父、我的大祖父、中过秀才的“大先生”起的。这就是说,在家族中我们这第13代应该是排“雨”字了。过了一会子,老师把记录他们想到的“雨”字的名字的那张纸交给了母亲,让母亲回家找家里识字的人商量着挑选一个。母亲接过那张纸,谢过老师们,就回家来我三祖母商量。三祖母不但识字,而且以前还在自家办的尚志女子小学教过书。她拿过母亲手里的那张纸,反复推敲,两人共同商定,就给我选了个“雨平”的名字。

  名字有了,上学还得有个书包呀!那时候我们家里的条件是买不起新书包的。母亲就想起衣柜里还有一个多半新的蓝棉布背包,也不记得是干什么用的了,就给我找了出来。可是那背包背在我身上有点大了,横竖都有一尺多,背带也特别长,母亲就给挽上一个扣子给我背。不过那包还是挺好看的,整体说挺大气,而且上面满是用缝纫机缝出的单线描式的花卉图案。其实在我来说,根本就没在乎那书包背着是否得体,只要能上学,就不知有多高兴了。

  我小的时候,母亲对我看管很严。我的玩伴,除了我的十叔、大伯父家与我同岁的雨莲妹妹,还有六叔家一个小我两岁的弟弟雨田。此外,她基本上不让我到外边去跟庄里的小朋友们玩,所以我显得很傻。上学第一天,课间休息了,我要上厕所,便随着人流往北跑。过了北排教室,就看见厕所了,我便径直走了进去,解开裤子就开始小解。一个高年级的大姐姐赶过来,气急败坏地对我说:“你别在这儿尿呀!这是女厕所!”我也不理她,心想,一个厕所咋还分男女呀?我看见在庄里谁家的也不分呀?

   1950年土改刚过去两年多,翻了身的农民日子有了较大改善,而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社会活动的几率也大大增加,使他们看到了让孩子上学识字的必要性,也有了上学的条件,穷人家的孩子都有机会上学,因而许多早已超过了年龄的大孩子也来上学了。那时候同一个年级的学生里,小的只有八九岁,而大的就有十七八岁了。这样一来,学校里的学生人数骤然膨胀,师资和教学设备也就都极为短缺。尽管政府不止一次招考小学老师,但仍难满足这种形势的需求。所以我刚上学时,我们所有一年级的学生都挤在一间大的教室里,大概有七八十或八九十人之多。教我们的是一位女老师,叫赵欣华。

  不记得过了多少日子有一天,一位叫姚秀章的老师让我们全年级的同学到操场上站队,并且要会写自己名儿的同学站南边,不会写的站北边。大家想了一下,我姓的那个“魏”字不敢保证写得准对,所以就站到了北边。大家站好队,姚老师点了一下两边的人数,又做了一些调整,然后就告诉我们,从今天起,你们一年级就分成两个班了。站在南边会写自己名字的是一甲班,由原来的赵老师教,还在原来的教室上课;站在北边不会写自己名儿的同学是一乙班,由新调来的赵老师教,到北排西头教室上课。这样,我就成了一乙班同学中的一员。我们这位新赵老师叫赵昕华,与原来的赵老师同音不同字,而且更年轻漂亮。后来老师们为了称呼她们俩时不至于混淆,就分别称之为“大赵老师”和“小赵老师”。同学们也不得不这么叫。

  到甲班还是到乙班,本以为是无所谓的。可谁知到了下学期开学,问题就来了:人家甲班的同学都领了第二册的新书,可我们乙班却没有,而是每天由小赵老师在黑板上写一段话来教我们认。显然,这是把一年级分成了快慢班,而我们乙班是慢班,这下母亲可着急了,她想方设法让儿子到快班去。

  母亲是一个把上学读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,因为她出身的家族,不止是一个“书香门第”,那简直是一个“文化世家”。她的祖父就曾在河南雄县做过官,她的大伯父是一位终身的从教老先生,而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,不仅是也是老师,而且是一位先进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思想的倡导者。他在1918年只有6岁时母亲就去世了。可是那时他就不让外祖母给长母亲7岁的姨母裹脚。我见到他的几件遗物,都是地图册、地球仪之类的书籍和用具。母亲继承了她那个家族对文化无比重视甚至是崇敬的基因,直到晚年,她都十分讲究“敬惜字纸”,凡是带字的纸,没用了只能烧掉,而不能用来擦拭污物。

  母亲10岁多一点的时候,随着民主思想特别是女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,许多乡村也开始办起了女学,所以童年的母亲也有机会上学读书了。可惜当时女学都没能办长久,但母亲也认了不少字,而且由于读书的愿望没能得最终实现,因而也就对上学识字的事更加看重。从我还没有上学,她就教我认字。我上学了,第一册《国语》课本领到手不久,全本书我就剩一个“譲”(“让”字的繁体字)还不认得。念书这么好的一个儿子,现在竟要分到慢班去,她焉能接受得了哇!于是她就去找学校。学校领导说知道我学习不错,分班时是我自己跑到乙班去的。现在可以让我到甲班去,可是没有二册书哇!学校答应帮着我找,让家里自己也找一找。

  过了不多几天,不记得是谁帮忙了,书就找到了,我就又到了一甲班。可谁知又过了没多少日子,母亲费了好大周折才才办成的这件事,却全然是白费了力气。说是上级下达了精神,不让再分快慢班了,而要把两个班的学生混合重新分班,统一教学进度。这下子我竟又被分到了乙班,还是小赵老师教。母亲知道了,以为我又被发到慢班去了,就又着急起来。她去找明白人打听,打听明白了,才放心了。

  那时的我,不但很傻,也挺废物。上学之后,老师在教我们认字的同时,还教我们学习注音。那时还没有拼音字母,给汉字注音是用注音字母。注音字母一共有37个:ㄅㄆㄇㄈㄉㄊ……。一年级上完,37个注音字母也学完了。在放寒假时老师还留了作业,让同学们假期里每天写一遍注音字母。我是个即听话又认真的孩子,所以就坚持每天写一遍,一个不少写,也一个也不多写,而且努力写得工整。我一边写一边想着,开学交了作业,老师一定会表扬我。然而真的开学了,我并没听到老师要收寒假作业,而是过了好多天也没听到。听不到老师收,也听不到同学们交,也没人来问我要,于是我便发起愁来。这时我愁得已经不是我那么认真写的作业得不到表扬了,而是愁得如果人家别人都交了,把我落下可怎么办?一天夜里,已经从天津回来两个月的父亲,还有我和母亲,都已躺进被窝,也准备入睡了。这时,我竟为此愁得哭出了声。母亲问我为什么哭?我就把我的心病说了出来。想不到立即招来了父亲的批评:“一个这个事儿也用得着哭?那你不会问问老师啊?”父亲在天津经历了平津战役,最终也没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,就于1950年农历10月重新回到家来。他回来后不只是教育我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,还给我改了名字。他说:“别叫‘雨平’了,还叫‘而成’吧。没有大名小名之分,免得岁数大了还有人叫小名。”母亲说那样就跟大哥雨堃不排着了。有趣的是,我这个名字此后一直到初中,竟有不止一位老师误读,比如:“魏而戍”、“魏丙成”等,还有一位老师竟然呼我“维吾尔”!

  那时候,每个学年末考试完后,学校都要发榜。那榜是把全校学生的考试成绩用毛笔写在白纸上,再贴在校门外的大墙上,公示于众。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按成绩分超、优、良、可、劣五个等级,每个等级的学生则按分数从高到低依次排列,竖行书写,再从右到左列行。所以写在右上角的就是全年级第一名。写在劣等最后的一名,就是考试成绩最差的,叫做“扛榜”,也叫“坐小椅子”,因为名字下边要用红笔画一个不小的“L”(对号)托住,不像一个小椅子吗?我不但没坐过“小椅子”,而且名字总在右上角的位置,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三。那时候学校发榜的社会影响力是相当大的,周围各村的老百姓,凡识字的,差不多都要来看榜。显然,我是给母亲争了光的。

   (作者魏中和,乐亭镇井坨张庄,退休教师。) 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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